1949年我在新疆英吉沙部队，听到宣布起义命令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

文/陈平

（陈平父亲口述）1947年，在苏洪卡时，我所在的国军部队配有电台。我常在夜里偷听印度新德里的华语广播，对全国形势基本了解。重庆谈判、三大战役、国共再次和谈、八项主张；蒋介石下野，李宗仁代总统等，我都知道，但不敢说出来。

我心里十分佩服老人家的雄才大略，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，抗战八年，军民死伤惨重，军人良心所在不愿再打内战。蒋先生抗战胜利，急剧腐败；不顾人民休养生息，拒绝和平建国，发动内战；一错再错，众叛亲离，民心丧尽。

蒋先生宣布“下野”后，李代总统下令新疆军队入关参战。身为戍边军人，我们深深担忧，一是关内数百万国军一败涂地，以新疆7万军队六万入关，无异当炮灰送死。二是一旦新疆军队只留一个师守边其余入关，三区民族军将会迅速占领全疆。如果北边大国再一支持，新疆将会成为第二个外蒙。战不可战，退无可退，只有和平起义。

但我们不知新疆国民党军队高层如何打算，也不知共产党将会如何对待我们，个人前途难测。

展开剩余73%

1949年9月，我连驻防英吉沙县。辎重营长何良玉从喀什来找我说，赵军长召集营以上军官传达陶总司令命令，走和平解放之路，拥护共产党领导。

我听了松了口气，心里石头落地。感谢陶总司令带领我们七万官兵走上光明之路。

随后，戴团长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陶总司令命令，宣布起义。并严令在解放军抵达之前，约束部队，稳定地方，等待整编。除了司务长可以出去买菜买肉，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离开营房。

英吉沙县城乱糟糟的，叶成，马呈祥，艾沙等高官带领许多亲属随从，在这里雇佣驼队，准备粮草，南进昆仑山，翻越帕米尔高原，逃往巴基斯坦，印度，去台湾。还有不少不明身份的军政官员，一批出发，一批又来。真是“树倒猢狲散”！

此间一度出现军心混乱，社会不安。哈密、轮台等发生叛乱抢劫事件，消息传来，人心浮动，不法之徒乘机作乱。

我任连长，带兵有责。严令属下不得违反军纪，不得擅自外出。每晚我和副连长乔得禄带哨查铺，不敢稍有懈怠。

乔得禄是藏族人，从小从西藏阿里到叶城莎车拉骆驼，起义后曾在南疆军区当了排长，娶了汉族妻子。解放初那两年我们还有来往，我被判刑后就断绝联系了。

那天，四排排长张某悄悄对我说：“共产党要来了，还有啥干头？抢点钱回家吧。我打听好了，你家属住的那家是巴依（富人），家里有黄金。”

我又惊又恼，严词批评。随后骑马疾驶团部，报告戴效戎团长。戴团长命令关押起来，等解放军来收编部队，交给他们处理。返回英吉沙，我立即下了张某的枪，派兵用马车押送团部。

此事对全连震动很大，无人再敢萌叛乱抢劫之念头。两个月后，解放军来接管起义部队，说张某“只有言论没有行动”，释放了。

我救了张某。不知他记得否？如果他当时S人抢钱逃跑，镇反必被S头。二连一个副排长把县城南郊的一家巴依抢了，逃跑被抓回。后来在镇反时被处决。

我们那时只懂得三民主义，不懂共产主义；也不懂共产党；心里有隔阂。但是，我们在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与内地的国民党军队不一样，我们没有参加过内战，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仗，没有深仇大恨；我们与三区民族军打过仗，与北边大国支持的势力斗争过。

我们那时想的是，如果在我们黄埔军人手里新疆变成了又一个外蒙古，我们有什么脸面九泉之下见祖先？

在爱国这一点上，我们都是一致的。我们拥护起义是真心的，不过不了解共产党，担心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？······

1949年11月，解放军第二军第四师先头部队十一团，经英吉沙往莎车。

我组织全连在城北路口欢迎，准备了两大锅抓饭。解放军坐着汽车，锦旗飘扬，“模范连”“英雄连”等，歌声嘹亮，军容正肃，枪械铮亮，士气高昂。车缓缓通过，抓饭凉了。

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，心里很激动。抗战八年，友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，平型关大战，百团大战，东北抗联等，令我辈军人钦佩。

1949年底，解放军抵达喀什。我团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八师第22团，我任团部正营职作训参谋。团政委张立长，政治处主任郭吉祥，各连设指导员。原骑九旅旅长马平林任师长，老革命张献奎任政委。

我们第一次听到新名词，新理论：“党指挥枪”“阶级斗争”“改造思想”“劳动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”等，对我极大震动，激发了自我改造的积极性，同时也认识到只有跟着党走才有光明前途。

我早上起来打扫院子，起床一看，院子已经被其他起义军官打扫干净了。大家都心里明白“劳动改造世界”的含义，“共产党和国民党大不一样啊！”。

发布于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